HIMAVANTA

娘亲： 见信如面。 汝儿已二十有六，尚未婚配，亦无子嗣。每每念及，便觉有愧。未能膝前尽孝，也未传续香火，留您孤身一人独望老宅，儿心如刀割，书之欲泣。奈何日寇侵我中华，所过之处，横尸遍野。儿先每闻之，咬牙切齿，恨入骨髓。后弃笔从戎，而今已六年有余。军务繁忙，竟未能探您一面。 如今我部奉命阻挡日寇，激战四天三夜，伤亡惨重。我团唯剩一连，军令如山，日寇血仇，唯有此地捐躯，报效国家。儿不孝，未婚配，未有子，未送终。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亦不能还乡。儿七尺之躯，生之堂堂，死意既决，临阵回顾，所念唯您。 勿怪汝儿。日寇侵华，儿不捐躯，则坐视亡国灭种，是丈夫所不齿。小家大国，儿成此则负彼。然为国捐躯，抵御日寇，您尚有生存之望。膝前尽孝，国家破灭，母子沦为亡国之奴，难逃屠戮。如此抉择，唯有忍痛离家，参军入伍，舍小家，成大国。 此战必败，败则不降。死战到底，至绝方休。儿曾闻川军口号：我死国存。心中默诵，满腔热血。若儿战死，换得国存，儿万死不辞。 儿战死后，应有抚恤，金额微薄，补贴家用，尚抵数月。父亲病逝多年，您抚我成人，如今您年事已高，之后生计如何，我虽牵挂，亦无他法。念及至此，儿心中悲凉，潸然泪下，无助凄惶，恨不能死而成鬼，护您周全。 此生有愧，愧对唯您，养育之恩，儿来世再报。枪声已响，恶战开始，儿至此搁笔，封信入怀，举枪冲阵。 此致，勿思汝儿。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廿三日 于河南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 文宗阅之，大笑曰： “ 陆都老爷醋矣！ ” 即手批其奏云： “ 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 ” 不加罪也。文宗风流滑稽如此。予丙子在京，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言。龚亦狎莲芬者。 ○ 文宗批答二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为云南昆明知县。伏法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父，即为王之签稿门丁。有谓何实王之血胤，事属暧昧，不敢妄断。惟王有龄幼时读书署中，桂清亦伴读，聪颖异常，十五岁所作举业，老成不能更一字。欲就试而无籍，乃谋之昆明绅士，占籍就试焉。入泮食饩，乡举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年甫十八耳。未几，跻显要，任封疆，亦仅三十余也。 咸丰九年，何为江督，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洊升至江苏布政使，皆何力也。当杭城之初陷也，巡抚罗遵殿殉难，廷议难其人，何即洊王可胜任。折初上，文宗朱批连书 “ 王有龄、王有龄、王有龄 ” 九字，不置可否。折再上，批云： “ 尔但知有王有龄耳。 ” 折三上，言王如负委任，请治臣滥保之罪。于是始简为浙抚。杭城再陷，竟城亡与亡，可谓不负举主。然举主竟不若也。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折奏事，后尝言之。（ 《清代野记》清 ] 梁溪坐观老人）

为某县某令者，人本龌龊，家起寒微。昔逢糊目试官，曾以芜词中式。洎乎入仕，大玷官箴。潜萌弄法之奸，阴图受赇之实。入门见贿，鲸吞不肯让人；掩袖进私，狐媚偏能惑宪。移某县之毒手，剥某邑之脂膏。加以鬼蜮居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深恶贤良。罔上欺君，虐民酷吏，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巨室，邑之富户，绳之以小愆；妾之私亲，委之以重任。呜呼！包龙图之不作，海忠介之已亡。国赋横征，任呼嚎而莫应；关节周到，反保举以扬名。某令恃有护符，益逞贪墨，论案情之巨细，索价值之重轻。激胥隶之狂狺，良有以也；致绅衿之讦告，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闾里，因四乡之失望，顺万姓之同心。爰舒义词，以儆孽宦。南连邻境，北尽本乡，冤黎成群，哀鸿遍野。米麦柴炭，折价之计靡穷；盐当牙行，剥削之谋何尽。嗟声动而悲风起，怨气冲而明斗昏。暗鸣则贫富恐惶，叱咤则男妇觳觫。以此谋利，何利不兴 ? 以此害人，何人不害 ? 某等或居要地，或到公堂，或膺摧折于詈言，或受扑责于非理，事犹在迩，孰肯忘情 ? 三尺之法未亡，一纸之书可托。倘能转祸为福，改过自新，共矢精白之心，立洗腥膻之秽，誓以皦日，安镇此邦。若其眷恋铜山，徘徊阿堵，坐昧先几之兆，必遭盈满之诛。请看今日之檄文，岂是寻常之泛话 ! （ 《客窗闲话 ( 正续 ) 》防骆宾王讨武曌檄文 ）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同意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 Septemer 7, 1901: Qing court agrees to The Boxer Protocol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eight allied foreign powers.

上次 说到萧太后带着太子元德病携带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唐朝李世民登基时候自然没有玉玺在手，唐太宗为了安慰自己，命人刻了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到唐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萧后与元德太子背弃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才算回到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昭示天下。至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又转归后唐。又过了十三年，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这是传国玺第一次失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到处寻觅传国玺而不得，无奈也效仿李世民镌刻“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聊以自慰，并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农夫送来的玺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至北宋末年，好附庸风雅的宋徽宗，又增刻印玺十方。当时有人讥讽宋徽宗乃画蛇添足，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至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攻破汴梁，宋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也一并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这是传国玺第二次失踪。 元朝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然出现在大都(今北京)，被人在集市叫卖，后被元权相伯颜命人购得，元朝皇室曾有玉玺之记录。不厚道的伯颜得到玉玺之后，将元军从战败国收缴的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据传传国玉玺亦在其中而惨遭不测（真是个败家的玩意）。至此，传国玺再次失踪。 元朝二十八年（公元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蒙古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派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俘获诸王子6人，玉玺两枚，元成宗玉玺一枚，元朝共11个皇帝，其它皇帝玉玺均没有缴获，也没有传国玉玺， 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由于传国玺的下落不明，明、清两朝均没有传国玺。是故明朝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就是“少传国之玺”。明清两代期间，不时有“传国玉玺”现身，然而都是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乾隆皇帝好考据，

前几期我们说了中国的象征或者象征中国的等量符号，炎黄、华夏、长城等，还有一个象征性器物，它一直以来以“中国正统政权”身份的象征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中国政府”，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中国历代帝王无不把它当作中国权力的重要象征，当作一统天下的象征。在中国近2000年历史中它不仅成为野心家觊觎和割据君王争夺的目标，也是中央王朝后宫的珍宝，是国之重器。得到它的人将成为“受命于天”的统治中国权利代表人；而一旦失去它则预示“气数已尽”，国之将衰；如果有哪个皇帝登基的时候手里没有它昭示天下，就会被讥讽为“白版皇帝”，意思是说你这个皇帝是自己封的，根本没有办法证明是中国人民的权利统治代表。然而它在中国历史上浮浮沉沉隐隐现现将近1500年后神秘失踪，也数次有冒牌货出现，最近有人说它在台湾。 它，就是传国玉玺（或称传国玺）。 秦以前，民众喜欢用金属玉石雕刻为私人印信，按照个人喜好通常都有龙或者是虎作为装饰。秦以后，政府禁止皇帝以外的人以金玉作为私人印信，皇帝所用的印信被称之为“玺”。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秦始皇将其琢为传国玉玺，此玺方圆四寸，螭虎纽（一说龙鱼凤鸟纽），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从此此玺变开始作为中国权利的象征。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汉，王莽遣其弟王舜向孝元皇太后逼索玉玺，皇太后大怒，掷国玺于地，摔崩一角，王莽命人以黄金镶补，尽管手艺精巧，但宝玺终究留下缺角之痕。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献于更始帝刘玄。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史至三国。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爆发董卓讨伐战，率先攻入洛阳城的是孙坚军。在《资治通鉴》、《吴书》及《山阳公载记》皆记载孙坚在入洛阳后拾获刻有“受命于天，既寿

传统的王朝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带。在这种矛盾的认识支配和影响下，部分中原王朝在北方边疆修筑了防御的长城。长城，毫无疑问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统治者的力量和决心。但是在这种矛盾认识前提下修筑的长城，做出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把长城说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歌颂长城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如何大的作用，就违背了历史事实。 从战国时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来说，长城又何尝达到了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那？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了军事实力，或者内部开始了瓦解，长城就如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了长城占了河套地区，明朝末年清军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几乎没有。 长城固然多多少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月初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统一，残留的长城开始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 秦朝人、汉朝人、明朝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只能以长城为界，因为长城之外就不是他们的国家了，而是另外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天下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分隔胡人和汉人），就是以长城作为界线。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义就绝不会受到长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如今到了二十一世纪，长城内外的各民族早已经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的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那个无数人尸骨堆积起来的断壁残垣来象征中华民族？ 虽然时间把历史推进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一个科技时代，互联网时代，但是中国的长城依然在修建，只不过变为了数码长城、比特长城、防 火 长*城、G*F*W（Great Firewall，

前几期 说过了支撑起“中国”这个鼎的几条腿：华夏、炎黄、汉族，今天我们说说历史上的“问鼎中国”之争。 “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中国历史几百年就要进行一次洗牌，分和之战。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与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如果不是蒙古人政权在汉宋之后对宋、辽、金进行了整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现代中国格局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满人入关之后，从汉人朱家接过明王朝接力棒后，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当以宇宙中心自居，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国”。但是在一切政府文件和外交碟文中仍是以清朝自称，但也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符号，成为东方古国的名字，这一切都是以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外国人开始以中国称呼东方中央帝国清朝。中国真正出现在正式文件上，是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娲氏。鲁隐公名息姑。《春秋传》有石曼姑。《孟子》所称冯妇。《庄子》所称亻禹女高。《战国策》所称女阿。《史记》恶来之子名女防。《荆轲传》“徐夫人匕首”注，徐姓，夫人名，男也。《汉书。郊祀志》有丁夫人、虞初等，以诅军为功。韦昭亦曰：丁姓，夫人名，男也。《汉武内传》及《后汉书》鲁女生，长乐人，绝谷八十馀年，仙去。《三国志。陆抗传》有暨艳。《晋书。载记》：鸠摩罗什本名耆婆。《宋书》鲁爽小字女生。《梁书》马仙卑本名仙婢。《魏书》：后魏昭成帝有子曰阏婆。永安中，荆州被围，行台宗灵恩遣使宗女等入城晓谕蛮首雷婆思。《后周书。蔡传》有夏州首望弥姐。《唐书》李君羡小字五娘。《五代史》：后唐庄宗有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钱Α小名曰婆留。《宋太宗纪》有西族首领名罗妹。此皆男子也。又《癸辛杂识》：黄姑星即牵牛星，与织女相对，则黄姑不可谓之女星也。  女人亦有男名者。黄帝娶西陵之女曰亻累祖。绛侯为河内守，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应劭注：负，河内温人，老媪也，故高祖封为鸣雌亭侯。《汉书。外戚传》：薄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子儿亦女也。武帝皇后有卫子夫，子夫之姊长曰君孺，次曰少儿。又霍光夫人嘱女医淳于衍毒许皇后，谓曰：“少夫幸报我以事。”少夫，衍字也。《文〔元〕后传》：后名政君，妹名君力、君弟。《杜钦传》皇太后女弟司马君力。《西域传》：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亦名少夫。又褚先生《日者传》有妇人能相马者，曰陈君夫。《后汉书》鲍宣妻桓氏，字少君。吴孙权长女名鲁班，适全琮；少女名小虎，适朱据。《南史》：宋武帝女会稽公主名兴弟，豫康公主名次男，山阴公主名荣男。孝武帝母路太后名惠男。陈武帝章皇后名要儿。《北史。列女传》有俞阝县女子孙男玉，尝杀人报夫仇。《金史》浦察阿虎迭尚邓国长公主崔哥，又海陵有妃定哥、石哥。又南齐宫中有妇人韩兰英，有文词，自宋孝武时入宫，至齐武帝以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宫中呼为韩公。则又女人而有男子之称矣。

继续 “中国”系列话题。 关于“中国”的几个概念符号，华夏民族、炎黄子孙，前几期我们都说过了，今天我们说说“汉族”，汉族怎么来的，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 汉族这个概念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才出现的，二十世纪前并不常被使用，在之前常被用作“夏”或“华夏”。（因为民族一词也是近代历史上才被使用，看了我上上周写的“汉语和日语”（回复“日本”可看），应该知道“民族”这个词也是一个日制汉语，也就是Made in Japan by Chinese，由中国人制造于日本，一些爱国小将们估计又开始口吐白沫的骂我了，好吧，不信您去问孙中山吧，他最清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首称皇帝，结束了多年的战国七雄混战，开创大一统的新局。由此，华夏族又被称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中国一词的英译“China”一词即源于“秦”字，古代的印度、希腊与罗马等国仍称其为Cina，Thin，Sinae。但秦朝巨耗民力与严刑峻法，享国十四年，三帝而亡。秦末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最终刘邦击败了当时最强大的霸王项羽，统一天下，因刘邦曾被封为汉王，所建立的朝代便称为汉朝。在此这后，华夏族便又产生了“汉”这个族称，以及“汉人”、“汉民”的称呼（此时还有一称呼“桃花石”，由突厥而来），之前的“华”、“夏”、“华夏”或“秦人”等族称也继续存在。到唐朝后，由于唐朝对周边的强大影响力，“汉人”也被外国人称为“唐人”。但“唐人”作为当时外国对汉族的族称，却并未被汉民族本身所承认。唐朝在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交往中自称为“汉”，将其国家称为“汉国”、边界称为“汉界”，人民也称作“汉人”（但是奇怪的是，国外华人聚居区至今有“唐人街”的叫法，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何不叫“汉人街”？）。 自汉唐，汉族经过三次大迁徙和当地民族大融合之后才形成今天“一统天下”的大汉族格局。 第一次大迁徙是以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年-312年）为高潮一直持续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423年-453年），当时因数个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南下建立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尤其是在前赵和后赵时期的数十年里，民族矛盾尤为突出，迫使汉人大兴向南迁徙到长江中下游、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史称“衣冠南渡”，据统计南下人口要占西晋各州总人数的八分之一以上。占据东北的鲜卑慕容氏接受东晋封号，并实行安置流民

接上。 作为“少数民族”的炎黄子孙实指中原华夏族。黄帝之后的的几位古帝王从尧舜禹一直到夏商周帝王，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这个在《史记》里有记载。尧舜禹之前那段人类莽荒时代在中国历史年表里被标注为传说时代，到了夏商周中国历史才进入编年史记载，进入奴隶社会。夏商周的帝王作为炎黄直系炎黄子孙自然名正言顺为中国正统，“中国”之外的蛮、夷为了确立统治中国的正统，个别帝王也开始声称他们是黄帝的后裔，甚至几乎所有的姓氏都将自己的远祖追溯到炎帝、黄帝或他们的臣子。接受了华夏文化的蛮夷，如匈奴、鲜卑等等，称自己是黄帝子孙、炎黄子孙（《魏书》、《北齐书》、《周书》有记载）。辽朝大臣耶律俨就在《皇朝实录》里面称契丹为黄帝之后，在《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里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这些契丹人也自认为契丹是炎帝苗裔。然而苗族则是以蚩尤及炎帝为其神话祖先，和汉族以黄帝及炎帝为其神话祖先不同，可能和涿鹿之战的黄帝及蚩尤的对战神话相关。中国历史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一团浆糊，稀里糊涂，又粘粘糊糊，如果非要理出个所以然来，这一切无非都是为了一个政治需要，从来拐种认祖，；另外一方面就像上周我们开的关于“汉语与日文”话题说的那样（回复“日本”回看），强势文明冲刷弱势文明，强势文化侵略（污染？参透？）弱势文化。有史记载的文明自始如此，人类发展到现在自然也脱离不了这个发展规律。 （此处省略1600年） 时间推进到近代史，清末革命党人，就是兴中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一系列以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体为目标的这一拨人，依然用“炎黄子孙、黄帝子孙”做口号或者说幌子来争取汉人的支持，推翻满清政府（东北满人不是炎黄子孙了？）。在清朝末年，炎黄为祖的观念在晚清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开始流行并更加广泛地流传，炎黄从中国远古传说的三皇与五帝中脱颖而出，又一次被抬出来被认为黄帝就是中国人的祖先，是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见沈松侨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这种观点虽然有悖于《史记》、《国语》等文献以及早已广泛存在的宗族家谱的事实，但是这拨人还是利用“炎黄”两位老祖宗做了点大事。在晚清内政外交失利及汉人海外移民的扩张的背景下，“炎黄子孙、黄帝

继续说说 “中国”概念的演变。 昨天讲到“中国”一词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慢慢延伸到文化概念和民族概念。提起“中国”一词的民族寓意，另外一个词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炎黄”，“炎黄子孙”、“炎黄儿女”。这几年这个词很热，每年都有祭祖炎黄活动，在一些政要谈话和官方公文里面都频频出现这个词，在有些人心目中，大有取代“中华民族”、“中国人”之势。那么到底谁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的祖宗？“炎黄子孙”和汉族什么关系？“炎黄子孙”和“华夏民族”什么关系？“华夏民族”又和“汉族”什么关系？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那可不是乱了祖宗十八代的小问题，我看有人大老远跑去给“炎黄”二帝喊祖宗感到真实好笑。（以下内容可能引起一些人不适，三哥是爱国分子，纯粹从历史角度看问题，绝无颠覆民族大团结的意思）。 炎黄，指的是炎帝和黄帝，这两位老祖宗都是部族首领，而且还是一堆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黄帝集中兵力，动用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识时务的炎帝甘拜下风，做了黄帝的属臣，皇帝和炎帝部落也联合起来了，并一统黄河流域，从而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 以上都是来自《史记》的记载，从目前的科考我们最早能触及到夏，所以像炎黄二帝的事迹未可考。不过从史料上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全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除了中原文化外，还有长江流域、燕山山脉、东北地区、四川盆地，也就是说中国早期文化是多元性的，并非独中原一脉相承。这么来说，那些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部落的后代子孙，都跑到中原喊“爷”认祖是不是有点滑稽？ 另外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还有不少非华夏族部落存在。这时候我得解释一下““华夏族”的概念。华夏族，又称中原华夏，起源于中原嵩山一带的部族，后泛指曾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古代族群。“夏”的字形，中国上古史学专家许倬云认为是“长面的人形，有双手环握，双足交叠。”，为夏族部落人的自称，不是夏的“他者”则是“夷”，字形相是背负大弓的人形，在吴语上海话中，＂华＂、＂夏＂为同音字（向读者求证一下，是不是这样？）。那么现在用“华夏民族”指代中国人，是不是有点不靠谱？中原地区除了炎黄子孙华夏族之外，还有其他族群存在，那么说中原地带都绝非炎黄的子孙。 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有史可考的至少有匈奴、吴恒、鲜卑、羌、

上一期 我们从夏商开篇，从“何尊”鼎考证出“中国”最早出现在西周，意指西周周王的京师，今日继续看“中国”的演变。 　　西周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商隐，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每年的国际牡丹花会就在此举办），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时候“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就好比现在，由原来只把政治中心北京称为“中国”，扩大到其他地方）。 　　公元前771年，即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周的京师），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迁都洛邑（洛阳）。周人大多随平王东迁，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这就是上期我留下的问题，为什么洛阳后来一直被称为中国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秦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后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就是周原来的首都地带），也归秦国所有。周平王原本只是想做顺手人情的一句承诺，却成就了善战的秦国，秦之后果然夺取了关中地带，这也为之后秦的崛起和统一奠定了绝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本，虽然秦当时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从关中东迁到洛阳的周天子，已是今非昔比，元气大伤之外，政治公信力也随时减弱，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扶持来维持。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７６９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

“中国”，无时无刻我们都在和这个词打交道，它是一个标签，也是一个图腾，是一个地理概念词，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词；它是一个魔鬼，因为它是由无数白骨组成；它是一个神，因为数千年来无数人对它魂牵梦绕顶礼膜拜。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那？今天起我们就从源头一点点的来认识它的诞生和变化。 中国，又以“华夏”、“汉国”、“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中土”等的代称出现。“夏”，在商、周以前有夏；“华”，是指华丽、兴旺；也有说上古华、夏同音，本一字。《左传》是现存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文献，其中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言；按《说文》中的释义，“华，荣”，“夏，中国之人”。《左传 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按照这里的说法，华是指华美的服饰，夏指行礼仪的大国，而“华夏”的意思就是“身穿华美服饰的礼仪之邦”。 根据商朝皇族实录显示“中国”是忠爱国家比干取心，中国发音以河洛（洛阳）语发音为忠国。而“中国”一词，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１９６３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古代汉语中“国（國）”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西周时，周王被

杜撰一词在现代汉语里解释为：臆造、虚构。究其词源，大多指向《宋稗史》 “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世谓事不合格者曰杜撰”。 实则在杜默之前就有“度撰”。《湘山野录》录有 “盛文肃度撰《张文节神道碑》，石参政中立问：谁撰？文肃率然对曰：度撰。满堂皆笑。” 吕蓝衍《言鲭》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道家经忏俱杜光庭所撰，多设虚诞，故去杜撰。 以上两则俱不实。 沈作喆《寓简》谓： 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 田何当时居杜陵，号杜田生。当时俚语称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也是讥讽田何的《易》学无所师承，俱胡说八道。此杜撰皆由杜田而演变，此后还出现杜园之说，皆为演变。宋时孔文仲对策有“可为痛哭太息”之语，时人诮之曰“杜园贾谊”是也。因而俗语相沿，凡文字之无所本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经匠师者曰杜做。后世并以米之不从商贩来者曰杜米，笋之自家园出者曰杜园笋，则昔以杜为劣作。

唐杜鸿渐为司空，镇洛时，韦应物为苏州刺史，过洛，杜设宴待之，出二妓歌舞，酒酣，命妓索诗于韦。韦醉甚，就寝。中夜见二妓侍侧，惊问故，对以席上作诗，司空命侍寝。令诵其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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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处州章生一与弟章生二，皆作窑器。哥窑比弟窑色稍白，而断纹多，号白级碎，曰哥窑，为世所珍。 （《 夜航船》（明）張岱 ） 另： 古瓷之名甚多，其称哥窑者，久不知出处。近阅一书，南宋时龙泉县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窑，而生一所制为佳，故以哥窑别之。哥窑多断纹，今温处人犹称为章窑云。 （《云谷卧余》）

清朝还有这样的规定：因刑例凡伏法犯人，名字有好字面者，必加偏旁，使不成字。如大学士柏，原名柏俊。《春明梦录》 — 三家村 (@Coze) June 7, 2016 via Twitter https://twitter.com/Coze June 07, 2016 at 08:59PM